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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水基金创建的衡量全球冲突的指标（Populism Index，民粹主义指数）在12月中旬已处于二战以来的最高点。这一衡量冲突的指标，用各种方式衡量不同的冲突——冲突指标高企意味着将出现更多的内部冲突、更多的两极冲突。更多的国家内部冲突，也包括更多的国家间冲突。

据《号外财经》观察，广发安泽短债的三名基金经理均是名气不小的人物：谢军为东方财富的四星级基金经理，累计任职时间12年又120天，2008年4月17日至2012年2月14日先后任广发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、总经理，2012年2月15日起任广发基金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；代宇同样为四星级基金经理，累计任职时间7年又157天；刘志辉则是五星级基金经理，累计任职时间2年又51天。

现在，与公募基金会接触时，梁海光再也没有遭遇过“大爷脸”，反而是对方变得积极起来。曾经最高占善款10%的管理费，一路降到免费。之前需要1年才能拨付的善款，现在不用催，1个月内就会出现在机构账户里。比之前好打交道的还有企业。虽然中国企业每年捐出的善款，都占全国总捐赠额的七成左右，但是这些钱一般都与小型公益组织无关。企业出于品牌传播考虑，很难与缺少影响力的小机构合作。

不同于空场比赛的体育产业仍可依靠转播费用坚持，强调互动与商业交流的各大展会几乎没有任何搬至线上的可能。根据德国展会协会的估算，仅在德国，截止到3月9日为止取消的会展就将带来8.9亿欧元的直接损失，如果算上包括运输公司、展会运营、设备租贸公司等在内的诸多会展服务公司，间接损失约为21.3亿欧元。

《财经》：去年很长时间政治因素主导了市场的起落，如果2019年情况变得更糟，也不只局限于经济，对吗？达利欧：政治分裂会更加严重。关键问题是，经济衰退是否会在下次总统大选前发生。如果经济衰退在选举期间发生，那么政治极化会带来更大的风险。那时竞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可能更为左倾，左派和右派会变得更为极端，这是全球各地都有的趋势。这个时期非常像1930年末，这可能值得我们留意。从1929年到1932年期间，我们陷入债务危机，利率为零；从2008年到2009年，我们陷入债务危机，利率为零。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期，央行都购买了大量金融资产，这些金融资产具有刺激金融产品价格，刺激经济和扩大贫富差距的作用。

而如果我们寻找可能超预期的力量，值得关注的也有两点：一是下游利润空间的释放。上下游问题是2018年宏观面的焦点之一，我们曾经谈到的微滞胀、市场一度关注的民企问题，源头上都与此相关。目前上游价格对下游利润的压迫开始减弱，资产风险又随着纾困等过程的推进有所缓解，2019年广大中下游企业感受有较大概率好于2018年，再加上新产业布局加码，制造业新增投资有可能比想象的要好；二是基建的修复，我们是采用中性假设即名义GDP水平，如果基建最终的弹性大于这一区间，则对于经济的带动可能也会比想象要大。这两种假设构成2019年经济波动的上限。